2026诺贝尔经济学奖：要救消费，真正该做的是什么？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这一奖项组合充分体现了过去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脉络。霍尔专注于研究家庭消费动机和企业雇佣决策，而伍德福德则探讨企业为何无法随时调整价格，以及中央银行如何通过利率和预期影响经济运行。两人的研究成果最终汇聚于同一个核心：要理解经济为何繁荣或衰退，以及政府如何稳定经济，必须先理解家庭和企业在面对未来时如何做出选择。

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后宏观经济学最关键的转型。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擅长描述消费、投资、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总量关系，但往往缺乏对这些关系成因的深入解释。当石油危机、滞胀和卢卡斯批判接踵而至时，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如果家庭和企业能够预知政府的政策动向，他们会提前调整自身的消费、储蓄、定价和工资要求；过去数据中观察到的关系，在新政策下可能不再成立。为了让稳定政策重新获得立足点，宏观经济学必须从“总量关系”下探到个人选择层面，再基于个人选择重新构建整个宏观体系。

霍尔和伍德福德分别完成了这一工程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霍尔：从消费到失业

罗伯特·霍尔194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这座城市后来成为硅谷的核心，也几乎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地理中心。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本科学习，随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在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指导下攻读博士，并于196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MIT和伯克利任教，1978年加入斯坦福大学和胡佛研究所。

霍尔很少将自己归类为某一特定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家。他在个人主页上的自我介绍极为简洁：“我是一个应用经济学家”，研究兴趣涵盖就业、通胀、技术、竞争以及经济政策。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他的研究风格。他没有构建以自己命名的宏大理论体系，而是在消费、劳动市场、企业定价、生产率、税制和经济周期等多个关键领域不断提出创新研究方法。

他甚至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淡水—咸水”之争命名。霍尔回忆，在1976年的一篇论文中，他率先使用“淡水派”和“咸水派”来区分美国内陆五大湖附近与东西海岸的不同宏观经济学传统。这两个略带玩笑意味的术语，后来成为新古典宏观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之争的常用标签。有趣的是，今年的诺奖将这位曾为两派“命名”的经济学家，与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伍德福德并列。

霍尔最经典的工作发表于1978年，题为《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的随机含义：理论与证据》（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弗里德曼此前已提出永久收入假说：人们不会因当月意外多赚1000元就立即全部花掉，真正决定消费的是对长期收入的判断。霍尔在此基础上推进了一步：如果消费者是理性的，并能利用现有信息预测未来，那么消费变化应具有怎样的统计特征？

答案令人惊讶。假设一个家庭已将当前所有已知信息纳入终身收入预期，那么今天能预测到的消息，理论上应已反映在当前消费中。因此，明天的消费只有在出现新信息（今天无法预测）时才需调整。若无新消息，消费者没有理由突然改变消费。于是，在特定假设下，消费近似一个随机游走（random walk）过程，其变化难以用现有信息预测。

这一结果出人意料，引发广泛质疑。据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记载，霍尔首次报告这篇论文时，一位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对他说，他写这篇论文时“一定是嗑药了”。

然而，正是这一离经叛道的结论，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研究消费的方式。此后，研究者不能再满足于简单建立“收入增加多少，消费就增加多少”的经验方程，而需从消费者跨期最优化出发，推导消费行为。后来宏观模型中随处可见的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正是这一研究传统的基本工具。霍尔的1978年论文因此成为卢卡斯批判后建立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标志性工作之一。

后续研究当然发现，真实世界的消费并未完全遵循随机游走规律。家庭可能面临流动性约束、进行预防性储蓄，或存在习惯形成、有限理性等问题。但这并未削弱霍尔方法的重要性。相反，此后的消费理论往往首先追问：现实为何偏离霍尔的理论基准？这种“先从最优化推出基准，再解释偏离”的研究方式已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标准范式。

霍尔后来将类似方法推广至劳动市场。这对理解今年诺奖所说的“宏观稳定”尤为重要。

经济周期中存在一个长期令人困惑的现象：经济衰退时，就业和职位空缺急剧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但工资并未相应下降。如果劳动市场如简单供求模型那样运行，失业增加应推动工资迅速下降，企业重新愿意雇人，失业也不应持续如此之久。

戴蒙德-莫腾森-皮萨里德斯（Diamond—Mortensen—Pissarides）搜索匹配理论解释了劳动者与企业需要时间寻找彼此，但标准模型仍难以产生现实中如此大的失业波动。霍尔的研究重点之一，正是解释工资为何不轻易吸收这种冲击。

2008年，他与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提出了一种新的工资谈判机制。企业和劳动者一旦已找到彼此，重新寻找另一对象的成本通常很高，因此谈判中真正重要的威胁未必是“谈不成我立即离开”，而更多是拖延谈判本身的成本。这样一来，外部失业率变化对谈判工资的影响就会比标准模型小得多。工资相对稳定，企业利润和招聘意愿便对经济冲击更加敏感，较小的生产率变化也可能造成较大的职位空缺和就业波动。

消费研究与劳动市场研究表面属于两个领域，但具有共同逻辑：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就业和失业，不能仅写成几条历史统计关系，必须追问家庭为何这样消费、企业为何这样招聘、劳动者为何接受这样的工资。宏观波动最终要从微观选择中生长出来。

这种研究也使霍尔成为少数同时活跃于宏观理论与现实周期判断的人。1978年至2013年，他长期领导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经济波动与增长研究项目，并一直担任NBER商业周期日期委员会主席。美国究竟何时进入和走出衰退——这个被媒体广泛引用的“半官方”判断，长期由霍尔领导的委员会作出。2010年，他还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伍德福德：没有放弃凯恩斯

与霍尔相比，迈克尔·伍德福德的学术道路更为独特。他1955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奇科皮，本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随后未立即攻读经济学博士，而是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博士（J.D.）。之后他才转入麻省理工学院，198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年，他首次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此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工作，2004年重返哥伦比亚。

伍德福德后来成为现代货币经济学最具系统性的理论家之一。他的研究真正回答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中央银行为何能仅通过改变一个极短期的利率，就影响数万亿美元的消费、投资、就业和价格？

传统货币主义倾向于从货币数量角度回答这一问题。但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中央银行的实际操作核心逐渐从控制M1、M2等货币供应量指标，转向调整短期政策利率。货币经济学需要一套与现实中央银行操作方式相匹配的新理论。

伍德福德所做的，正是构建这套理论。

理解伍德福德，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并未试图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老凯恩斯主义。

卢卡斯批判认为，如果政府改变政策规则，家庭和企业也会改变预期和行为，因此不能根据过去统计相关关系机械预测新政策效果。伍德福德完全接受了这一点。他的模型同样从理性、前瞻性的家庭和企业出发，让消费者进行跨期最优化，让企业根据未来利润决定价格。区别在于，他同时保留了一个现实世界中极为重要的摩擦：价格不能无成本地随时调整。这样，理性预期与价格黏性便进入了同一个模型。

20世纪90年代，伍德福德与胡利奥·罗滕伯格（Julio Rotemberg）等人进一步发展了以最优化行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模型。1997年的Rotemberg—Woodford框架已非常接近后来成为中央银行标准工具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家庭优化消费和储蓄，企业在垄断竞争下定价，但只能不时调整价格；中央银行则通过短期利率影响总需求和通胀。

这相当于完成了一次宏观经济学的“和解”。卢卡斯是对的：不能忽视预期，也不能使用缺乏行为基础的历史关系评价新政策。但凯恩斯同样抓住了一个真实现象：价格和工资存在调整摩擦，因此需求变化短期内确实能影响生产和就业。

现代新凯恩斯主义由此不再是旧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复活，而是在吸收理性预期革命后重新建立的凯恩斯主义。

中央银行如何管理未来

2003年，伍德福德出版了近800页的《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书名直接向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的Interest and Prices致意。这本书后来成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哥伦比亚大学也将其称为伍德福德最重要的作品。

这套理论最核心的思想，是将货币政策从“控制今天的利率”推进到管理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企业是否投资一座工厂，不取决于今天的隔夜利率，而取决于未来多年的融资成本；家庭是否买房，也不会只考虑眼前的利率。因此，中央银行真正影响经济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它能否改变公众对未来政策路径的判断。

这就是为什么央行的一句话有时可以在真正降息之前推动市场利率下降。只要企业和家庭相信央行未来会维持低利率，他们今天就会改变消费、投资和定价。于是，沟通本身成为货币政策。

后来广为流行的“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正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表达。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今年的说明中特别强调，Hall和Woodford的模型将家庭和企业的前瞻行为置于中心，政府和中央银行通过说明未来政策，可以改变这种预期，从而影响今天的经济活动。

伍德福德还推动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转变：货币政策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解释。

在他的“无现金经济”（cashless economy）框架中，即使货币余额本身几乎不起作用，中央银行仍可通过设定短期名义利率影响实际利率，从而改变消费和投资。关键变量由此从“货币有多少”变成了市场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差距。

这使维克塞尔一百年前提出的自然利率思想重新进入现代宏观经济学。如果市场实际利率低于使经济保持潜在产出和稳定通胀的自然利率，需求就会扩张；反之则会收缩。中央银行的任务，是根据通胀和经济活动的变化系统调整利率。

泰勒法则（Taylor rule）在实践中提供了这样一种简单规则，而伍德福德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规则为何能稳定经济。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后来被称为泰勒原理（Taylor principle）：通胀上升1个百分点时，中央银行应将名义利率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使实际利率真正上升。否则，通胀上升反而可能降低实际利率，进一步刺激需求，经济就可能失去稳定锚。

因此，伍德福德的工作将自然利率、利率规则、理性预期、价格黏性和中央银行可信度纳入了一套统一框架。

为宏观稳定寻找微观基础

乍看起来，今年的组合有些出人意料。霍尔最著名的是消费理论和劳动市场，伍德福德最著名的是货币政策，两人并非长期合作的经济学家。

但从宏观经济思想史看，这个组合其实非常完整。霍尔回答的是：家庭和劳动者在面对未来时怎样行动？伍德福德回答的是：企业怎样定价，中央银行又怎样通过改变未来条件影响这些行动？

前者为宏观模型建立消费和劳动市场的微观基础，后者将这些前瞻行为与名义价格摩擦、货币政策联系起来。两条路线最终共同改变了稳定政策的含义。

传统稳定政策多少有一点“拉动杠杆”的意味：失业高，就增加需求；通胀高，就减少需求。现代宏观经济学则告诉政策制定者，经济中的人不是等待政府操纵的被动棋子。家庭会预测未来税收和收入，企业会预测未来需求和利率，劳动者会考虑未来就业机会，所有人还会猜测政府下一步要做什么。政策改变行为，而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又会提前改变行为。这就是“微观基础”的真正含义。

从20世纪70年代看，理性预期革命似乎一度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稳定政策的终结。如果家庭和企业会预见政策，那么政府简单操纵总需求的能力就大大下降。宏观经济学因此经历了几十年的重建。

霍尔属于这场重建的早期参与者。他将理性预期真正带入消费理论，并不断为消费、劳动市场和经济周期寻找微观基础。伍德福德属于后来完成综合的一代，他没有抛弃理性预期，却将价格黏性和货币政策重新放回严格的一般均衡体系之中。

因此，2026年的诺奖并不是简单奖励“凯恩斯主义”，也不是奖励某一种具体的降息或财政刺激政策。它奖励的是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方法：从有目的、有预期的家庭和企业出发，重新建立关于整个经济如何波动以及政策如何稳定它的理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刚刚发布的说明中说得很清楚：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为今天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使用的模型提供了稳定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消费骤变等经济冲击。

如果说凯恩斯在近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是“当整个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能做什么”，那么霍尔和伍德福德这一代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经历理性预期革命之后重新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稳定宏观经济，首先要理解组成宏观经济的那些人。爱游戏 - 爱游戏官网平台首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作者：陈永伟，36氪经授权发布。